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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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想着下山后就扬名立万,但下山后,才发现苟活已属艰难。”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前段时间,在电影《你好,李焕英》票房破46亿大关,成功跻身中国影史票房前三的当天,《流浪地球》片方发来“贺电”:

“中国电影加油!中国电影人加油!”

从《泰囧》票房超越《捉妖记》开始,这样的接力延续至今。飞速成长的中国电影马不停蹄地传递着荣誉,薪火相传的背后,是几代电影人的生生不息。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截至3月19日上午,相关数据显示,《你好,李焕英》的票房已经飙至52.87亿。

在国内电影票房动辄几亿、十几亿的今天,国产影片似乎正渐渐脱离外国“大片”的围剿,一场众人期待已久的狂欢已缓缓拉开序幕。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回看中国电影的成长,是一场有关荣光和梦想的革命,而将这场变革推到高潮的,理应是曾被誉为“中国导演最辉煌一代”的第五代导演。

从他们开始,中国影坛开始与“新”同行。四载攻读,第五代电影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象牙塔,十年忧愤,终于变为才华一泻而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一路高歌猛进。

时势造英雄,于是便有了张艺谋与陈凯歌的故事,一段与第五代导演电影梦荣辱与共的过往。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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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至今从不敢以“名导演”自居。

因为在他看来,褒扬与成绩都是外人给予的肯定,他对自己的认知则始终停留在“陕棉八厂”——那个赋予他屈辱,也教会他隐忍与从众的地方。

1971年,刚刚结束了插队劳动的张艺谋,被分配到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

因为 “家庭成分不好”,张艺谋努力了7年也没能成为团员,走到哪里都好像矮别人一截。

那时候厂子里开大会,领导发话让不是团员、党员的同志先离场。全车间600多号人,唯独瞧见张艺谋站起身,猫着腰一路小跑地离开了座位。

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最后干脆不用别人开口,张艺谋自己就主动离开了——憋屈,实在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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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棉纺八厂的张艺谋(左一)

最开始,张艺谋在厂子里做苦力,吭哧吭哧地扛了几年麻袋,才被批准进入织袜车间工艺室搞宣传。

恰逢法国出品了一则《还我自由》的广告,领导想让张艺谋照葫芦画瓢给工人拍摄一组宣传照。接到任务后,张艺谋没说话,转身蹲在墙边,歪着脑袋琢磨:平常挨挤兑,如今拍自由,这算啥意思?

想到这儿,张艺谋狠狠地往地上“唾”了一口,抄起相机,集合了几位同样受打压的工友,气势汹汹地跑到楼下空地。为了充分调动工友的拍照积极性,他还给各位模特设定了一个“地下党”的身份,一顿比划一顿说,如此才帮大家找到了感觉,此时还没人知道,其实这就算指导演戏了。

1973年秋天,张艺谋在八厂运转楼西南角土墙下成功拍摄了“还我自由”,导演生涯从此起点。

这一年,张艺谋23岁,距离他导演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还有整整10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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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摄影作品《还我自由》

出生与成长在高原之上,他喜欢热烈的红色,这是一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生猛和血性,也是他一直在强调的文化寻根。

“乡土气”,张艺谋作品中的灵魂之一。然而陈凯歌所循的艺术道路,似乎一直带着浪漫的悲凉底色。

作为正儿八经在北京城书香门第里长大的孩子,陈凯歌打小就知道艺术的魅力,周遭也始终漂浮着文人并不落地的光芒。

当时,他的父亲是电影导演,母亲是文学编辑,耳濡目染间,陈凯歌也爱上了古典文学和西方小说。

记忆中,童年是如梦幻一般的存在。药铺前晒太阳的老人、屋檐上飞远的鸽群、胡同里你追我赶的孩子,以及在玻璃缸里自由自在游泳的金鱼……

“那时的北京城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曾几何时,陈凯歌觉得这样的“踏实”可以永远,然而好光景仅过了十来年,便被搅了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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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陈凯歌(左一)与家人合影

再回忆起那段时日,陈凯歌仍能感受到黑云压顶的绝望。

在那个人人近乎疯魔的时间里,搞文艺的陈家在浩劫中首当其冲。父母遭了难,14岁的陈凯歌也成了众矢之的。

风起时,树叶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于是除了顺从,他别无选择。

陈凯歌仍记得站在人群中推搡父亲的场景,也记得众人破门而入冲进家中时母亲的惶恐,更记得自己的无助,年幼的他甚至不敢站在母亲的身边帮她挡下训斥。

自责、遗憾、懊悔……旧时光留给他的伤痕,在日后一部分幻化成了恐惧——时至今日,陈凯歌仍对剧烈的敲门声感到害怕;另一部分,则嵌入了他的电影中,成为了其写给那个时代的挽歌,《霸王别姬》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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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那年的秋天,陈凯歌离家远行到云南,此后8年不得见父母。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陈凯歌住在茅草屋里,四处漏风不说,还有毒虫叮咬。夜晚他望着天,脑子里还没等想什么,眼泪就先一步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个陈凯歌想了无数回的问题,终于在1971年有了答案。

那年一位陌生的军人走进陈凯歌午睡的草房,问他愿不愿当兵。陈凯歌没犹豫,点点头,第二天连行李都没收拾,就两手空空地走进了军营。

在部队陈凯歌待了5年,被告知可以退伍回北京的当天,他和战友在昆明翠湖公园又蹦又跳了一下午,紧接着就大病了一场。

后来这成了陈凯歌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用他的话来说,娶陈红的时候都没这么高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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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时期的陈凯歌(右)

这是1976年——

陈凯歌退伍,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北京,本想着和父亲拍电影继续搞文艺,却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北京电影洗印厂当工人;

彼时的张艺谋还在陕西做袜子,偶尔被使唤着拍几张照片、画板报,大多时候都在委曲求全。

他们本来毫不相干,但命运却偏偏为他们安排了一场足以被时代铭记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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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张艺谋得知消息后,趁着出差的机会到了北京。那时候他的背包里揣着精心准备好的摄影作品集,在招生办门口考察了半天,确认了别人的水平都不如自己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把画册递给了老师。

负责报名的摄影系老师一看,心里一惊,压根不相信这是一个农民能拍出来的东西,数量多不说,而且这一看就有天赋。若放在武术界,此人可算骨骼惊奇,日后定能练成绝世神功!

想到这儿,老师开口问道:小伙子,多大啦?超过22岁可不能报名了呀。

话音刚落,张艺谋的心凉了。报考电影学院时,他已经28岁了,整整超出最大年限6岁。没有报名的资格,那就算把仙人掌拍成红牡丹也上不了大学呀!

因着年龄的事儿,张艺谋被北影拒绝了好几次,现实反复打击着他的自信心,但当事人倒越挫越勇。

为了考学,张艺谋四次进京,抱着自己的摄影册子敲响了好几家老师的房门,还曾找过画家黄永玉帮忙。折腾了大半年,同事给他指了条明路:把作品和求学申诉信一起寄给文化部部长。

死马当活马医,张艺谋照做了,没成想还真换来了个破格录取进摄影系的机会,念书的事儿才算成了。

“当时就想上大学,管他什么大学,上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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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张艺谋

这边张艺谋为考北影急得上蹿下跳,那边同样准备借着高考改变命运的陈凯歌,却压根没瞧上艺术院校,人家想去的是北京大学。

前头也说了,陈凯歌爱好浪漫,喜欢写文章。天上的云、街边的草、屋里头的爹妈,在他看来都是极好的写作素材。哪怕是碰上了十年动荡,他都能用“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来描述那段暗无天日的时间。

因为自觉作文写得不错,陈凯歌在高考恢复第一年就报考了北大中文系。考前胸有成竹,考时两眼一黑,“发现根本门儿都没有”。

和张艺谋一样,也是有一个朋友建议他,兴许电影学院可以呢?艺术院校不考数理化。

陈凯歌信了,隔年就走进了北影的考场。面试老师问他什么是电影节奏,他心想这题我会啊!我爹就是拍电影的!于是当着主考官的面,他侃侃而谈半小时,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成绩不及格。

陈凯歌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在家待了几天,北影又寄来一封信,说电影学院扩大招生,叫他去参加复试,如此陈凯歌才迈进了北影导演系的大门。

虽说成功入学了,但陈凯歌还是对头回落榜的事儿耿耿于怀,有次他去问老师为什么,老师答:你什么都知道了,学校还教啥?

忆往昔,陈凯歌表示就算再来一次,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哪怕上不了大学,“因为我是个有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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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陈凯歌

进入电影学院之前:

张艺谋十年没接受教育,一穷二白地来到北京,满脑子都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那部砸锅卖铁买来的海鸥牌4A照相机;

陈凯歌年满26岁,饱读诗书,骨子里有文人的傲气。

站在那个时间节点向20世纪的尽头张望,他告诉自己时间尚早,一切都来得及。可现实却是,时间本就是落花流水无情物,人走茶凉的事儿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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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痛痛快快地读了4年的书,转眼到了毕业的时候。

1982年,30岁的陈凯歌被分配进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32岁的张艺谋则进了广西电影译制厂(如今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广西电影译制厂在哪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距离陈凯歌所在的文化中心北京足足有2500多公里,搁古代这就算发配边疆了。

当时和张艺谋一起到广西的还有3个人,第一天报到时,他们几个人拎着饭盒站在空地上,望着制片厂百废待兴的样子,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这是来拍电影呢,还是又下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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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年轻时在片场

晃晃悠悠快一年,有天厂里开大会说,破格批准以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拍摄一部电影,也就是如今被称为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一个和八个》,而当时的主演之一便是29岁的陈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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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一个和八个》剧照

消息确认后,张艺谋极为兴奋,急赤白脸地拍了5个月,本想借此一鸣惊人,然而万万没想到,片子被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一个和八个》愣是被批成了“精神污染”。

好嘛,砸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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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八个》工作照

左起:何群(美工师)、张艺谋(摄影)、肖风(摄影)、张军钊(导演)

官方对于《一个和八个》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但好在还是有部分领导觉得电影不错,好说歹说地才让电影通过审核,如愿上映了。

群众的眼睛倒是雪亮的,电影播放后,观众一片叫好,张艺谋也凭借着打破常规的拍摄手法,成了业内公认的“天才”。

张艺谋火了,陈凯歌惊了。上学的时候二人交集不多,说白了,他压根没把这乡下人放在眼里,没成想这小子还有这能耐!

别琢磨了,赶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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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陈凯歌和张艺谋在电影《黄土地》里成功会师,前者是导演,后者是摄像。

工作时,陈凯歌管张艺谋叫“张大师”,偶尔还叫他“张黑脸”,因为但凡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出问题了。

那时候他们一起到陕北采风,几个人坐在破面包车里,一路吹着零下20度的北风,颠簸着到窑洞里听民歌,拉家常。

到了夜里,陈凯歌和张艺谋睡在一张炕上,光着膀子谈艺术,聊了一个多月,《黄土地》才正式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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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左)、张艺谋(右)

《黄土地》拍摄现场

回忆拍摄《黄土地》的日子,陈凯歌觉得无比有趣。

有一次剧组路过黄帝陵,陈凯歌一下车便望见了门口写着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没由来的,他膝盖一软,“扑通”跪地,嘴里念念有词:“保佑我拍戏顺利”。

也是那一年六月二十日,剧组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返回北京时突遇暴雨,不得不改变原定路线舍近求远才换得平安。

这时张艺谋忽然大喊“停车”,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跳下车,恭恭敬敬地将穿在脚上的鞋放在公路中央,说了一句:“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

如今看来,张艺谋和陈凯歌的举动略显魔幻,可却是对电影事业一种极为纯粹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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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张艺谋在《黄土地》拍摄现场

在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电影艺术是没有杂念的创作,一群极赋求知欲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地投入时代之洪流,以赤子之心拥抱巨浪、推动革新。

他们不求票房、不盼出名,机器一开,眼前和脑子里就只剩下了作品,现在想想倒也悲壮。

《黄土地》之后,张艺谋与陈凯歌又合作拍摄了《大阅兵》,期间还传出了张艺谋看见UFO,并被外星人“吸”走了记忆的传言。

而对此陈凯歌表示:“我的确在场,但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1985年静谧的夜晚,不明飞行物有没有带走张艺谋的记忆无人知晓,但那年夏天的消亡,却实实在在地让张艺谋和陈凯歌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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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左一)、张艺谋(左三)

《黄土地》拍摄现场

《大阅兵》之后,二人分道扬镳,此后多年王不见王。

张艺谋抽空做了次演员,参演了《老井》。为了表现出导演要求的人物形象,他整整三天不进油米,险些将命交代在拍摄现场,最终拿下了金鸡、百花两个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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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老井》剧照

进组前为了解闷,张艺谋带了本书。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生命力,和男女主人公的生猛劲儿深深地打动了他,翻到首页,书皮上赫然写着《红高粱家族》,作者莫言。

几天后,张艺谋火急火燎地冲到了北京,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他花800块钱买下了这本小说的改编权,后来又花60万拍成了电影《红高粱》。

电影《红高粱》片段

在张艺谋忙活着种高粱时,陈凯歌已经将目光放到了三尺讲台上,他拍了《孩子王》,一部安安静静讲教育的片子,多年后,张艺谋也拍了《一个都不能少》。

在拍摄《红高粱》时,男主角姜文不小心踢碎了莫言家唯一的暖壶。为了化解尴尬,莫言说:“我讨个口彩,这个电影要得奖。”

果不其然,《红高粱》获得了1988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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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主创团队

巩俐(左二)、张艺谋(左三)、姜文(左四)、顾长卫(右三)

同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孩子王》遭遇滑铁卢。

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该片被一群不懂中国教育的电影记者签名评为“最令人厌倦的影片”并授予“金闹钟奖”,陈凯歌一时颜面扫地。

他不服,心想你们都给我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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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陈凯歌与演员谢园

携《孩子王》出席戛纳电影节

下了台,制片人徐枫主动约他会面,为的是说服他执导一部李碧华的小说。彼时陈凯歌已有了出国深造的打算,所以只匆匆看了几眼便将小说搁置在一旁,直到4年后,才重新拾起。

而这部险些被陈凯歌错过的电影,便是在1993年帮他在戛纳电影节上一雪前耻,一举拿下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的《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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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之后,陈凯歌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出了国,娶了洪晃,整整2年不问江湖事。

再回头时,中国影坛已被张艺谋的“红”,彻底浸染了。

1992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北美上映,不仅被提名了奥斯卡,还以260万美元的票房创下当时华语电影在北美的最高票房纪录。

陈凯歌不吭声,悄么声地回了国,攒着劲儿筹备起“假霸王”与“真虞姬”的爱恨情仇,结果没几天就在片场遇见了张艺谋探班巩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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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张国荣在《霸王别姬》剧组

当时,陈凯歌找到张国荣,没带剧本,光靠一张嘴叭叭说了2个小时,就把香港的 “哥哥”,变成了北京四合院里的程蝶衣。过程中,陈凯歌主动与张国荣聊起影片中的同性爱情:

“这个电影不好弄,因为它讲的故事有些敏感,但好在现在是92年,不是29年了。”

说这话时,陈凯歌刚好40岁,对未来有着诸多期许。有关电影,也无关电影。

多年后,这些期许有的成了真,有的落了空。对于那些实现的理想,他认为“变化是为了不变”,反之他则冷眼旁观,当然,这都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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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与张国荣

时间回到1992年,42岁的张艺谋拍出了《秋菊打官司》,毫不费力地将绯闻女友巩俐,变成了首位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的华人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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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1992)

陈凯歌开始了“不疯魔,不快活”的梨园生活,抱着不给后世留下任何巨作的心态,拍出了后辈至今无法翻越的高峰《霸王别姬》。

当时,他们相信辉煌从这一年开始;

后来,他们发现梦想也从这一年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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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1993)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2001年,陈凯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张国荣穿着程蝶衣的戏服,用极为标准的戏曲腔调对他说:

“咱们从此别过了。”

这之后2年,张国荣于高楼之上一跃而下。

此后,这个梦让陈凯歌久久无法释怀。他隐隐觉得这理应是一种暗示,包含了张国荣的结局,也预言了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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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陈凯歌陪张国荣试妆

《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曾短暂地一叶障目,不知世态。

他离了婚,和倪萍在一起,深陷“高级文人”的身份不可自拔。曾和他一同合作拍摄《风月》的编剧王安忆回忆:

“我从头至尾都没有对《风月》发生过贴肤之感。有时候,与陈凯歌为一个问题争论,争到激烈处,他会说:这是我的东西!我就噎了一下,说不出话来。”

“现在回想那几个月,真有些后怕。事情简直乱成了麻,一不小心就会走上歧路。陷阱也很多,险象环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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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1996)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回,以至于编剧芦苇自《霸王别姬》之后便再不和陈凯歌合作。

他投奔了张艺谋,紧接着就创作出了中国电影的第二座高峰《活着》。

张艺谋说,年轻时夹着尾巴做人的经历让他明白了永远不要高看自己,所以他无论拍什么,都带着质朴的生命力。

当时,观众管这个叫“文艺”,是主流,但渐渐地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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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1994)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电影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是张艺谋和巩俐分手,说来也巧,这时候陈凯歌和倪萍也分手了;二是陈凯歌的父亲去世。

兴许是巧合,经历这些生离死别之后,两位名导的艺术之路也从此来了个急转弯。

1997年,张艺谋顶着骂、逆着潮流拍摄了一部商业片《有话好好说》,业内一片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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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好好说》剧组

张艺谋、李保田、姜文

顾不上解释,他又开始了新一轮创作。为了圆自己一个武侠梦,张艺谋用3年的时间,撺掇出一部《英雄》,刚准备开拍就听见了李安的《卧虎藏龙》拿了奥斯卡:

“一下就傻了,不想干了,这时候拍出来也没人看了,观众肯定觉得是跟风,多丢人。”

3年心血眼见付诸东流,已经和张艺谋合作了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张伟平着急了。他说,珠玉在前,咱得瞅准时机抓紧赶上啊。担心票房,咱就把张曼玉、梁朝伟、李连杰、陈道明都请来,有了这些大腕还怕没人看吗?

如今想来,当年《英雄》的选角思路和《小时代》有一拼,都是流量至上。

听了张伟平的话,张艺谋妥协了,风风火火地拍了几个月,一上映就收割了2.5亿的票房,占了当年全国总票房的四分之一。

电影《英雄》片段

毫无疑问,张艺谋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可与成功一起到来的还有质疑。

互联网时代,电影艺术也可被称为娱乐消遣,可陪伴着第五代导演成长起来的观众,仍习惯以严肃文学的角度审视一切。

在这一批观众看来,张艺谋不深刻了,甚至还有点投机取巧了,接二连三地质问他,怎么开始为票房不择手段了呢?

对此,张艺谋沉默,直到多年之后,导演完成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之后才愤愤不平地说:

“问这话的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中国导演为什么做不到深刻,你不知道原因吗?谁也别妄想超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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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在《英雄》片场

2002年以后,张艺谋因为“商业”与“深刻”的矛盾时刻处于风口浪尖。他一度被评价为第五代导演艺术梦的“叛徒”,也就是在这时,陈凯歌“拯救”了他,拍了《无极》。

作为一部至今网络评分不超过5.4分的作品,《无极》带给陈凯歌的影响,或许远比众人看到的还要深远。

电影上映后,某网友将其重新剪辑,以无厘头的对白和滑稽的片段分接,拼凑出了一部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该短片火遍大江南北,下载率甚至远超《无极》本身。(视频不便上传,唯恐收到律师函)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无极》(2005)

《无极》火了,因为恶搞,这无疑触碰到了骄傲的陈凯歌的逆鳞。看到短片后他勃然大怒,脱口而出“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并一纸诉状将视频制作者告上了法庭。

网络时代,万物娱乐,但显然陈凯歌不愿假意逢迎。他开始愤怒,也开始失意。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被万丈红尘裹挟,他不再只在意艺术,开始相信世俗的言论有时也能“杀死”一个人。

同样的际遇,张艺谋在拍摄《长城》时也曾遇到过,只是比起老校友的激烈,他倒显得异常平静:

“电影是个名利场,大家将它作为文学去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于张艺谋和陈凯歌来说,成长和老去都是宿命。

那些对着天空高呼“看我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轮到现实对他们说“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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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刘德华在《长城》片场

这些年里,除了一同客串出演《大宅门》,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创意方案竞标仪式,是张艺谋和陈凯歌为数不多正面交锋的时刻。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大宅门》张艺谋、陈凯歌客串片段

和当年二人首次合作一样,竞选奥运会导演一职时,会面仍发生在春夏时节,北京城里祥和安稳,只是同一束阳光照耀的人们,已不再年轻。

这是2005年,张艺谋与陈凯歌从“战友”变为“对手”,那些为中国电影并肩奋战的日日夜夜一去不复返,彼时距离《黄土地》诞生刚好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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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张艺谋拍摄《黄土地》

《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张艺谋息影2年,因为北京奥运高于一切;

陈凯歌拍摄《梅兰芳》,同为梨园题材,却未能复刻曾经的辉煌。外界依旧喋喋不休,但他全然接受。

他说“我把想说的都说完了”,“过往”咱们就此别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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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霸王别姬》

几年前,北影78级同学举行毕业30年聚会,张艺谋到场,陈凯歌缺席。

这时,陈凯歌忙于《搜索》,备受关注;张艺谋凭借《金陵十三钗》提名奥斯卡,再次坐回“大师”宝座,算得上风光无两。

当天,在剧组的陈凯歌于微博之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因为是78班,就写了七十八个字,送给每一位同学:不用追忆已去的青春,不必感叹时光的易逝。只须追问:对于当年的单纯与天真,诚挚和勇气,真的后悔了吗?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威猛前行?电影带给我们的美好是否仍在心中!”

这一年,张艺谋62岁,陈凯歌60岁。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合照

张艺谋第一排右一

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回看过去的岁月,有些“巧合”格外有趣。

比如:

在张艺谋为北京奥运会肝脑涂地的那2年,《疯狂的石头》上映,宁浩、徐峥、黄渤“铁三角”成功集结;

此后,《人在囧途》上映时碰见了《山楂树之恋》;《我不是药神》石破天惊时,又遇见了《影》。

对此张艺谋表示:这些都是好题材,可惜自己没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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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2018)

再比如,陈凯歌决心花6年建造一座城,还原盛唐奇观拍摄《妖猫传》时,吴京转行做了导演,执导的《战狼2》又与《妖猫传》同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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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猫传》(2017)

长江后浪推前浪,太多的人看到了后浪的崛起,也有太多的人怀念前浪的凶猛。

去年,张艺谋的新片《一秒钟》上映,好评不少,票房惨淡。

舆论一股脑地将流量都给了新任“谋女郎”,对于电影只问了一句“张艺谋的时代过去了吗?”

陈凯歌开始尝试参与综艺。

媒体整日盯着他,一会儿写他和谁谁引发了骂战,一会儿问他如何看待当下演艺圈的浮躁,对此他一笑了之,留下一句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都别较真了。

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门口,他们仍在张望1978年的自己,只是他们都不能回头了。

张艺谋说:

“别怀疑,我们这些前浪一定被拍死在沙滩上。第五代导演摘金夺银,逢奖必赢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不是我们的水平退步了,是他们的眼光变化了。”

陈凯歌说:

“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这棵大树,慢慢地会枝叶飘零。”

“很多年以后,会有人问,谁是第五代?第五代究竟是些什么人?其实我们不过是在少年时见过些社会民间的大疾苦,经历过一点个人的小磨难,却仍然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这个国家的文化,在风云际会、云破天开之际,被那一道历史缝隙中的阳光照亮的一群小孩子,被朱辛庄的春花秋月浸润过的一群顽童,被艺术着迷的一伙痴情人和40年的改革开放一起飞徙的一对不死鸟。”

辉煌,总会过去的。春天,总会到来的。

只是有些人的春天,已经很远了。

部分参考资料:

1、陈凯歌自传《少年凯歌》

2、《十三邀》陈凯歌、张艺谋专访

3、《鲁豫有约》陈凯歌专访

4、华西都市报《陈凯歌:北大落榜生“二轮”进北影》

5、陈凯歌《秦国人——记张艺谋》

6、《杨澜访谈录》陈凯歌专访

7、陈凯歌北影40周年聚会讲话

8、《可凡倾听》陈凯歌专访

9、王安忆《陈凯歌与<风月>

10、张艺谋自传《张艺谋的作业》

11、黄晓阳《印象中国张艺谋传》

12、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

13、1095电影网 国片志

14、周晓枫《孤独:张艺谋宿命》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十三邀》、电影截图、网络等

以上就是关于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的全部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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