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余睿
近日，杨笠英特尔代言下架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杨笠本人也因疑似煽动性别对立而被推向风口浪尖。代言被迫下架，不少人拍手叫好，也有人为杨笠打抱不平，甚至在网上发起“我是男人，我支持杨笠”的口号。其实，下架代言不过是表征，实际内核是一场舆论的狂欢。
商业代言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品牌对艺人的价值认同，无论是宝洁、海澜之家，还是最新的英特尔，不管这些品牌究竟看中了杨笠身上哪部分价值，在商业领域杨笠都是脱口秀演员中妥妥的赢家。用非正当手段强迫品牌撤掉艺人的代言，伤害的不仅仅是艺人，更是正常的商业秩序。
杨笠动了谁的奶酪
类似“男人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男人垃圾”、“男人还有底线呢”的言论屡试不爽，似乎已经成为了杨笠的制胜法宝，凭借这样的段子，演出一场比一场话题热度高，杨笠也一度成为了脱口秀领域炙手可热的演员。然而总拿性别立场说事，对脱口秀演员的创作来说无疑是在偷懒。
事实上，杨笠并不是所谓的女权先锋，也并非是动了男权的奶酪，无需给她扣上这顶大帽子。杨笠其实更像是一个工具人，一个被多方舆论裹挟着不得已推出的符号，男性抨击杨笠，因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冒犯，女性唾弃杨笠，因为质疑她通过制造性别对立博出名，原本只是想投机取巧博观众一笑的杨笠，显得里外不是人了。
正如杨笠所说，自己就是一个“打工人”，作为一名脱口秀演员，杨笠的职责和工作就是抖包袱逗剧场观众开心，将剧场脱口秀搬上视频平台，对脱口秀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至于是否能让所有观众开心，不是一个普通脱口秀演员说了算的。
水土不服的中国脱口秀
脱口秀最初源于18世纪英格兰地区的咖啡吧集会，人们通过脱口秀来谈论各种社会问题，20世纪脱口秀在美国得到真正发展，由于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西方社会能够谈论社会问题、谈性、谈爱、谈生殖器官的脱口秀以一种怪异的姿态嫁接在中国本土的文化土壤之中。
由于市场化进程加快，受众消费观念的改变，中国脱口秀甚至来不及窥探到脱口秀的内核，便草草进军综艺市场，身披脱口秀的外衣却仿佛东施效颦般令人发笑。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语丝社周作人等文学家的杂感小品文或许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脱口秀”更像脱口秀，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难道不是脱口秀的底色吗？
说到底杨笠“冒犯”式的脱口秀风格不过是成为东西方对于脱口秀内核的争论之中的替罪羊，杨笠“冒犯”的并非是单个男性，或男性群体，而是在试探中国脱口秀的边界和底线，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语境之中我们的脱口秀必然不可能涉及敏感的社会问题，是否中国脱口秀连两性之间的调侃也不能涉及？
杨笠带有表演成分的调侃，实际上为我们的脱口秀廓清了受众可承受的边缘和底线，超出受众承受边缘的段子是否由杨笠创作和表演的，似乎没那么重要，无论哪个演员，只要涉及这些“边缘”问题，就会被上纲上线说成是挑起性别对立，长此以往中国脱口秀或许只剩下肤浅的吐槽、亦或是烂谐音梗。中国脱口秀如果无法做到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就抛弃对脱口秀自由精髓的蹩脚模仿吧。
中国脱口秀将何去何从
《脱口秀大会》办了三季，《吐槽大会》第五季也正在播出，节目质量没能升级，形式却在不断调整，越来越靠近综艺的赛制，让原本以侃侃而谈著名的脱口秀变了味，比起输出观点，脱口秀演员们更想出奇制胜赢得观众手中的票数，从而成功晋级获得更多露脸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杨笠之流也不足为奇，演员的投其所好迎合市场，恰恰反映了行业的畸变。
卡姆以表演式“脱口秀”夺冠、综艺咖频频登上脱口秀舞台、相声前辈受邀成为脱口秀评委，不得不说，中国脱口秀确实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求新求变没错，可是新的不该是形式，变的也不该是赛制，其实不止脱口秀，任何领域想要使舶来品本土化，都是件难题。但是唯有攻克下本土化这个难题，脱口秀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怎样迎合国情在不涉及敏感话题的情况下，大胆创作，小心尝试，及时调整，才是中国脱口秀最该思考的问题。
只是从杨笠事件来看，观众的边界难以改变，市场的需求却还在与日俱增，或许中国脱口秀将会演变成迎合受众和市场的新综艺形式而非回归脱口秀自身。
杨笠借性别对立之名，在脱口秀舞台抖包袱，是冒犯也是尝试，如果说杨笠之前，中国脱口秀还可能冲破综艺化的桎梏，朝着更广阔的前景迈进，那么杨笠之后，中国脱口秀恐怕只能打回原形，在综艺化的路上渐行渐远。
以上就是关于代言被撤的杨笠，代表了中国脱口秀的野心的全部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