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下午2点40分，作家张北海在纽约去世，享年86岁。
他的祖籍在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曾师从叶嘉莹学习中文，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2年到洛杉矶继续深造，1972年因工作迁往纽约。著有《侠隐》、《一瓢纽约》等。
侄女张艾嘉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作家阿城为其风度着迷；画家陈丹青称其为「纽约蛀虫」，说自己看了张北海的文章才懂得纽约；导演姜文则把他的小说《侠隐》搬上大银幕，成为「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
他曾借《侠隐》主人公之口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观——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本文首发于《人物》2016年2月刊，以下为旧文重发。
文｜刘磊
编辑｜洪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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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儿子取名张南山，后来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张北海。我的本名叫张文艺。当时还被父亲训了一顿，说文艺你把老规矩全忘了，一下子跟你儿子同辈了。父亲看儿子真的很准，我念中学的时候，父亲就跟我母亲讲，文艺什么都好，就是没出息。他眼中有出息的样子应该是，中学时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做工程师，我要做律师，我要做医生，但我完全没有。
从南加州大学念完比较文学的硕士后，我从没有想过去做一份正式的白领工作，一直在打零工。各种工作都做过，而且几乎都是卖劳力的。每份工作短则一年，长则一年半到两年。实际上打工从在台湾念书时就开始了。加油站、电台、银行、花店，都做过。我还做过镜框，镜框我做得很好，可以仿古，可以现代。要经过很多工序，那个喷漆可麻烦了，你先喷个底，然后磨，再喷个底，再磨，一定要光得不能再光了，然后才喷真正的颜色。
那时候我和太太的工资加起来刚好够我们的开销，当然要稍微节省一点了，但也不至于挨饿挨冻。虽然累，但我喜欢打零工。因为自由。你一旦找一个正经工作，那就是白领阶层，连衣着都要改变。我很少穿西装，喜欢牛仔裤、帆布球鞋，永远都是这个德行。而且我不想像一艘抛锚的船，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我又不知道我这艘船应该开到哪里，所以我先每个港口停一停，每个地方跑一跑。
按道理说，你早就应该为将来考虑甚至紧张了，可是我完全没有。而且对我来讲，别人怎么看我，I don’t care。这是我天生的性格。什么事儿你不在乎的话，它就不存在嘛。说老实话，我也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身边的那些美国朋友，他们反而挣扎得比我多。我刚好有这个运气，让我有机会保留我的这个个性。所以我父亲又讲，虽然文艺没出息，可是他是有福之人。
1971年，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需要扩大规模，开始在全球招聘翻译。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原来的台湾代表团成员多数都留过学，英文说不定比中文还好，基本上不需要中文翻译，所以中文处原先的规模很小。当时一个朋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说，张文艺啊，你怎么还每天开卡车送货呢，你找个正经工作吧，如果这个还不适合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你愿意做了。这份工作对我的吸引力很简单，联合国的待遇非常好，从此我经济上不用愁了。更重要的是，到了那个年纪，已经不像二三十岁时，一会儿试试这个，一会儿试试那个，没有那个心情了。小孩也开始嚷着要上学了，你怎么还能到处跑呢。
当时有大概一万人报名，一批批刷下来，最后取了七八十人，我也在其中。我1972年到纽约就职，从此就在纽约扎下根来。我1962年到美国，之前在洛杉矶。如果你一直在洛杉矶、波士顿、纽约这些大城市住的话，不能够完全代入美国。因为美国的农业、工业这些基础产业都在其他地方。我和朋友一起开车从加州去纽约。路上所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要穿过南卡罗来纳州，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区。从进了这个州开始，笔直一条路，全程只见到一部车迎着我们开来，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房子也没有，全是农田。看不到有人在田里工作，只看见远远有架飞机在喷农药，有的地方喷着水，在自动灌溉。后来我知道，光是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就可以养活整个美洲。
到了纽约，办各种入职手续，这是我第一次有份正经的工作，也是我第一次有个安稳的生活。也就是说，一直到差不多40岁，我的生活才真正安定下来。你想想看嘛，我1936年出生，出生后，先是抗战，从北平逃到天津租界，逃到重庆大后方。《侠隐》里蓝青峰的原型就是我父亲，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他和张自忠交情很好，曾协助张自忠从平津沦陷区逃往大后方。小说里的蓝家就是我们家，在东四大街九条30号的四合院。虽然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各方面还都不错，但终究也是难民对不对？光是那个心态已经不太好受了，因为处处要戒备。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接踵而至，我们全家又逃到台湾。台湾那个社会，虽然没有搞「文革」，但那是个人独裁的时代，那种压力很大很大。
1947年，张北海就读于北京美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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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从台湾那样一个社会到了美国，不光是震惊了，那简直就是禅宗的当头棒喝，一下子把你打醒了。如果让我怀念过去的话，我要怀念的还是在加州生活的那十几年，就是整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性解放……原来别的国家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个冲击太大太大了。
那时候很多中国的传统家庭，即便有佣人，吃饭时还是老婆在后面伺候，很少坐下来一起吃。从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下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环境，能不震惊吗？妇女们当众烧奶罩，她们把奶罩视作约束妇女的一个象征。到那儿的第一个暑假，我看到社区广场上摆了很多桌子，上面写着Freedom Riders，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问朋友才知道，因为黑人投票率低，他们就召集一批志愿者坐着巴士到下面去鼓励黑人投票，参与竞选。他们是为自由而坐这个巴士的，所以叫Freedom Riders。这种种文化的、政治的现象让我震惊，但也让我觉得，这个是对了。
1975年，我申请到肯尼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了3年。存了1万美金，回来贷款买了房子。这之前连买房子的钱也没有。我在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为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做翻译服务，都是笔译。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开了会，形成了一份决议草案，明天还要就这份草案继续讨论，那你就要在天亮之前翻译好给他们。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轮流值夜班，临时加班的情况也不少，尤其在冷战期间，加班很频繁。
在联合国我做了24年，这24年里我从来没想过跳槽。还有什么工作这么适合我？如此安定，收入又那么好。上班的时间有弹性，做完8小时你就可以走；如果当天的工作你提前做完的话，可以做一点自个儿的事儿。你问我对这份工作的心态是怎样的，有没有厌倦的时候，这就看你接不接受你的任务了嘛。就像当兵一样，一旦你接受你是一个兵了，难道明天要上战场，你说我厌倦了，告个假可不可以？你不会想这些问题的。当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规范。在这规范里面，你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那时有家庭有小孩了，你也知道不能够完全顾自己，你要有一个责任感了。年轻的时候你不太愿意接受现实嘛，到了那个时候，我接受现实了。这种转变是非常自然的。你就只有接受嘛，对不对？《侠隐》中的李天然也还有那么多事没做成，他也只能接受。
1963年，在南加州大学读书时的张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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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联合国之后，我不但确定自己肯定一辈子做这个工作，而且决定一直住在纽约了。我很喜欢纽约，而且越来越喜欢。纽约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会。真正的国际大都会全世界就那么几个，纽约、巴黎、伦敦、柏林，东京勉强可以算。纽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包容。你让我举一个关于包容的例子，用不着了，因为它已经包容了，我也接受这个包容，就不可能有一个不包容的例子让我来举了。还有它的丰富，光世界级的博物馆，纽约就至少有6个。你要尝遍各国风味，可以一年365天不重样；如果你喜欢现代舞，你也可以每天看一场，不会重复。然后它的交通又那么方便，不像北京一天20小时都在塞车。
我是一个都市之子，我喜欢钢筋水泥这种玩意儿，乡村对我来说只是个乐园，偶尔去一下可以，但你让我在那儿住3天我就烦了，受不了了，我不是那种很超然的人。年轻的时候，我刚从台湾来到洛杉矶，住的那条街的街口有一家电影院，专门从第一流的影院已经演完的片子里选最好的放，一块钱可以看两场。我在里头看了英格玛·伯格曼、维托里奥·德·西卡、法国新浪潮，还有《士兵之歌》这样的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电影，真的是眼界大开。我想，乖乖，欧洲电影已经搞到这个地步，那好莱坞是没办法比的。
最初开始写纽约是因为香港一家叫《70年代》的杂志向我约稿，那是1974年。我尽量不去写以前的事儿，老想着那些就永远没法享受今天了对不对？那我写什么呢，我说我就写一写我觉得有意思的。我很喜欢纽约，我就写纽约。除了工作和家务之外，平时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每个不同的街区。就跟北京一样嘛，望京跟天桥不一样，天桥又跟鼓楼不一样。除了近距离地看，我进一步地阅读纽约的历史。向中国读者报道美国或者纽约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但大都是介绍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类的。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用西方的一个事情来参照，看中国的问题在哪儿。我关注的是都市的发展，它的建筑、社会和文化现象，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我写屋顶上的蓄水池、街头的表演，当时没有人碰过这些题材。
1974年，我第一次回北京。从香港一过罗湖，发现人的表情都不一样了，几乎没有人有笑容，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碰到陌生人你问他现在几点了，他说快3点了，我说我要对表，是差5分3点还是差8分3点。他还是说快3点了，就不跟你讲具体的时间。几次下来我就知道，他是不敢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怕出麻烦，虽然这只是问时间。当然最近这些年人们的心情开朗多了，个人的自由也开放多了。而台湾呢，台湾直到1980年代初，才可以登我的东西，因为我60年代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嘛，所以我拿了2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由头就是说我跟那些不良分子混在一起，就是美国的左派还有黑人民权分子。其实我就是去听听演讲，他们的活动我都参加得很少，每个校园都有一个小组，就这么一点点的表现就被他们打小报告回台湾了。
张北海于纽约中央公园船坞（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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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刚好缓冲了我在联合国的官僚机构工作的枯燥一面。它对我很重要，占了我退休前生活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但我从没有把写作看得那么崇高，对我来讲，我就是跟我的朋友讲了个故事，仅此而已。如果你看了喜欢，很好；不喜欢，那看别的书就完了，没什么了不起。我并没有说立志去做一个什么作家，人家说我是作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我写《侠隐》也是如此。1995年，我得了盲肠炎，在医院里住了9天。我在病床上就想，明年就要退休了，干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水浒传》……我就决定写武侠小说。我先做了两年research（研究），然后开始写，写到2000年。
我的书卖得并不多，台湾大概两三千本，大陆可能是5000到8000，只有一本书再版。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能够有相当固定的几千人看，已经不错了。这次出版的《一瓢纽约》，还可以把我30多年前的文章放在里面，至少编辑他们觉得这还有点意义，对我来讲已经是个surprise（惊喜）。我对文学不是一种太认真的心态，如果太认真，那就麻烦了，每天就背一个大包袱。
在台湾时叶嘉莹老师给我打下的那点薄薄的古文基础，我吃了几乎一辈子，所以到今天还可以用中文写作。我念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叫我过去，说，这是你的叶老师。我就行个礼，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就跟她上课。
我在北京和台湾一直念的都是美国学校，父亲觉得我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需要补充，他就托一个朋友，以前给他做事的，物色一个合适的家教。在台湾那时一般人不知道叶嘉莹，父亲这个朋友在北京就跟她认识。1945年，叶老师从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在中学做了几年国文老师，3年后随丈夫迁居台湾。当时她的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坐了几年牢刚刚释放，她自己也坐过牢，那时没有工作，生活相当困苦。教了我一年后，我父亲问给他做事的人怎么付钱，叶老师说一毛钱都不收，这是帮朋友的一个忙。我的父亲就托当时在航空公司做总经理的朋友从香港弄了一个电冰箱送给叶老师，让她省去每天去买菜的辛苦。
她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教，先背，背完了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给我解释，在这之前，什么问题都不要问。一年多以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管你念哪一句，我可以从那一句一直背背背，背到结尾，再往回背到这一句的前一句。课上最后十几分钟，她会讲一点点诗词，等于是调剂一下。当时我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国文老师，没想到她后来会是古典诗词领域的大师。
我是60岁从联合国里头退休的。谁知道过了几年我又做起了学生。2004年，我去家附近的纽约大学选了好几年的课。讲课的老师都是研究纽约的专家，有的讲历史，有的讲文化，有的讲建筑。我每年选一门课，至今总共选了五六门课。听课的都是社会上的人，比如大都会博物馆的，他就选一门纽约文化相关的课；工程师，他就选一门纽约地铁发展历史相关的课。每个礼拜去上两晚上课，每门课上3个月。天气好的时候我就走路去，大概15到20分钟的路程。上完课10点钟，回去的时候有时懒了就坐车回去了。
最近几年没去选课了，现在我平时很少出门，主要的生活就是在家看书写作。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很少跟外界发生什么关系。其实过日子本来就很简单的，不需要多少钱就可以过日子。我刚好有一个好的工作，这已经是一个额外的红利了。我的欲望很低很低，没有说我现在赚了100万，然后我要赚200万，赚了200万，我还要赚300万，没有，我有了20万我就很高兴了。
我也不是不赋予人生任何意义，我的人生观比那个要严肃一点。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还是要能够做你要做的事，直到临死，没有懊悔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我要做的差不多都做了就可以。我以往所经历的，打零工我高兴，进联合国我也高兴，写作我也高兴，交朋友我也高兴。我这一生相当满足了。
这么多年，我唯一的压力是杂志截稿期到了稿子还没写完。我这辈子也从来没有大的困惑，如果非得说有的话，那也无非是进联合国之前那段时间里，我总要想下一份工作做什么。《侠隐》里蓝蓝问李天然，她说人生难道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李天然说，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你问我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就是这句话。
以上就是关于张北海，「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走了的全部内容了。
